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行政机关支出了超出平常所需的成本，此时如果由公众来承担，显然不公平，才需要通过当事人缴费来填补。

其二，压制命令的可接受性。3.流变(多元)的和成型(统一)的。

因此，人类本性自来呈现出两面性：即自然(个体)性和社会性。这也明显不同于立法中新型权利的生成机制——它必须是立法者在严格的辩论、商谈基础上生成的，故更能彰显立法者的集体性。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属性之判断？众所周知，自发性与自觉性是分别描述客观世界的规定性和人类主观世界的规定性及其关系的两个概念。反之，只要一种权利主张或者权利义务关系，获得了立法的创制或认可，那么，它就和法律一样，获得了权威性，就是人们在交往行为中必须运用或遵循的权威规范，是能够排除、抗辩所有其它交往预期机制的权威预期——至于这一权威的缘由究竟是什么，限于本文主题，在所不论。如前所述，尽管和立法对新型权利生成的意义相比较，在奉行立法至上、从而白纸黑字的成文法至上的国家里，司法对新型权利生成的意义，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但是，只要司法通过裁判能够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且这种创制和认可不仅能对个案的当事人产生规范效力，而且对其他类似案件的裁判法官、当事人也产生规范效力，从而对整个社会在类似问题上都有一定规范(裁判规范)之效，那么，藉由司法裁判所生的新型权利就具有一定的法律属性，不能不予以重视。

而自觉性却隶属于后者，人类交往中凡是对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某一秩序的确定性选择，都属于自觉性的范畴，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选择。这种契约就是现实的社会契约，就是从立法者到民众对法律之排他性的内心认肯——哪怕在具体的社会交往中法律的规定和当下的理由不睦，当下的理由也要为法律规定让步。这是因为，行政组织本身非目的，而系服膺于其任务，而任务具有时代性，随时代而有不同……总之，任务决定组织，亦即‘任务——组织之间必须具有匹配性[17]。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权行使的需要，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注重行政的科学性。[31] [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1．遵循部门规律，整体构建内部行政。市场分权、社会分权是权力的外移，地方分权是权力的下移。

[51]经过流程再造，机构改革后的行政职能应当是科学高效的。网格化管理最早源于北京市东城区开展的万米网格管理法，它运用网络地图的原理，以一万米为基本单位，将东城区所辖区域细分为若干网格化单元，由行政主体对相关区域进行全时段监控，从而实现城市管理的分层、分级、全区域。

经济保障类，主要在于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比如发展改革、商务、财政等领域的职能。为统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统筹土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以原国土资源部职责为基础，整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职责，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70] 薛刚凌、张国平：《论行政三分制的功能定位》，载《行政管理改革》2009年第3期。权力下移，亦即将权限转移至更下层的地方政府、社会区共同治理，基层地方政府，或是村、里、社区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时，也比政府部门和市场机制更富有弹性、效率，更能清楚在地民众的需求[28]。

有规则而无责任追究机制，实等同于无法治。政府职能的实质就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84] 刘福元：《政府柔性执法的制度规范建构——当代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非强制行政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一）内部行政将成为衡量机构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传统行政法重点关注外部行政行为，形成了内外有别的格局。

[66]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简单，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因此要按科学性与整体性的要求调整机构，多余的取消，重叠的合并。因此，内部行政工作需要从传统的封装状态向开放行为转变，在内部行政过程中应当允许公众的参与，保障公众的言语陈述和利益表达权益，展现内部行政的行为过程。

[46] 参见杨晓渡：《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载201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第6版。二是地方的优先性，在进行事务分配时优先分配给市町村。

按照这种方式，虽然组建了新的部门，但不再保留原有的部门。[78]深化机构改革，客观上呼唤行政行为方式的革新，这就要求完善改造传统的行为方式，推行柔性行为方式。关键策略为一处收件全程服务，机关应设置单一窗口全功能服务柜台，提供跨机关或部门整合服务。[42] 参见蒋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进路》，载《攀登》2008年第5期。如上所说, 组织应承担什么任务是组织设立的依据, 组织都是应任务而产生的，没有任务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个阶段的改革政府仅仅注意到机构的撤、并、改和人员的裁减，没有注意到自身质量的升华和职能的调整。

采用这种原则，有下列几种具体的方案：首先，为了避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撤销原有的多部门制，将基本任务集中到一个部门，组建一个新的大部制，从数量上减少部门数目，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内涵型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数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政府职能的变化。

优化配置事权，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关键策略为现场受理连线申办，透过网络及行动载具，由第一线人员主动到府服务。

[64] 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行政服务已经成为推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服务流程效率援引理性逻辑，强调透过工具性技术、组织流程的调整、服务运作过程的改善，方能提升效率。虽然这种划分方法有利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缺陷是政府目标难以清晰地划分。[35]在日本，寿普劝告被认为是以一元分配模式为目标的，但在在实践中，重点却被置于多层次分配方式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改革回到了改革的应有逻辑上来。

1982年改革主要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改变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等状况，大幅裁并机构，精简人员。如果没有行政职权的作用，行政流程就成了无水之源。

政府职能转变经历了由单纯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到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阶段，经历了逐步重视政府职能转变。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动的。

一方面，加强农业农村建设、人民卫生健康、教育科学发展、市场监督管理、社会保障等传统领域。[16] 参见陈爱娥：《国家角色变迁下的行政任务》，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3期。

[34]作为事务分配方式的模式，有一元化分配方式和多层次分配方式两种类型。机构改革在职权配置上本身就遵循着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的原则。三者各有侧重，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有机整体。[72]据此，所有的内部程序在本质上就具有团体性，需要内部成员的通力合作。

摘要: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41] 韩冬雪：《理解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职能》，载《国家治理周刊》2014年10月版。

但缺点是容易导致管理工作过于狭隘，缺乏远见，囿于地域性。不容否认的是，机构改革中大部门制职能的整合与集中，给行政权的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64]因此，内部行政必须具备过程性思维，进行全局性、立体性的建构。[39] 石亚军：《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创新》，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